“娘呀娘，儿死后，把儿葬在高岗上，儿要看彭霸天被消灭光，儿要看普天下穷苦人都得解放”。
不晓得您熟不熟悉这词，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伙人多少都会有点印象。对！源于一部很革命的电影《红湖赤卫队》,说这话的是个叫韩英的女的。当时，这类电影很多，还有一部叫《刘三姐》，您记不记得，说里面的坏蛋莫怀仁“塘前洗手鱼也死，路过青山林也枯”。
电影之所以成其为为一门艺术而不是赵本山之流的恶俗，就在如此。也因为是艺术，我总怀疑这些事情的真实性。这种怀疑，不是一句“万恶的旧社会”就能打消的。
但这回，一个叫唐福珍的成都女子，让哥哥开了眼，这新社会，其万恶也不减当年，咱们大中国的统治者，一代一代，还真的是只有更坏，没有最坏。
有关拆迁及随之而来的“钉子户”，这种讨论我认为非常多余，因为其最典型的场景是白天政府官员喊话，晚上地痞流氓砸门，事已至此，讨论还有什么意义？
所以，以好莱坞电影和先进技术而称雄于世的美国发明了一个词：“流氓国家”，什么意思？当然不是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全是流氓，而是说这种国家统治阶级，为了少数人的私利，视起码的‘仁义道德“而不顾，胡作非为。
在“天府之国”的成都唐福珍对抗拆迁自焚而亡的前几天，在天子脚下的北京，一个叫杨宪益的长者也悄然而逝。这个人也虽然非常地了不起，但好象并不为大家所熟悉。他老先生的功德咱在这里就不罗嗦了，这么跟你说，当年梁实秋先生在台湾死了糠糟之妻，立马再戴红花，迎娶比自己年轻三十岁的电影明星做老婆的时侯，杨先生几乎正在北京坐牢。之所以如此一比，是因这他们所从事都是一个工作，翻译。梁把英国书译成中国书，而杨先生是把中国书译成英国书。
您会认为这非常不公平，但是如果您知道作为知名文人，如果你总写这样的诗，把牢底坐穿也是罪有应得，因为这老先生说：“千年古国贫弱愚，一代新邦假大空”。这也就难怪老先生走后有人这样评说：“最后的士大夫走了！”
最后的“士大夫走了”高龄仙逝，死在其所。没几天，一个叫唐福珍的女子也走了，死在自家的屋顶。几乎如此同时，东北的一个煤矿里，一百多个矿工也悄无声息地走了………
二OO九，倒霉的二OO九，以一个弱女子在暗处持刀杀人始，以一个弱女子在阳处自焚而亡终。一个孬种男人的我，在改革开放的广东，看到了希望。
原来，这世上，还有韩英。
